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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瓊日軍的日語“教育”
來源：www.hainan.gov.cn
作者：李文婷 2009-03-17
民國時期，海口市博愛北路的海南書局，圖為日軍侵瓊期間，強行征用海南書局舊有房屋及設備，設立“陸軍報道部”，開辦《海南迅報》。
吳梅老人在海口的家中講述當年日軍在海南推行奴化教育。張杰 攝
所謂攻城為下，攻心為上。1939年，在侵入海南島不久，日本軍方即開始極力推行日本語教育。
語言有時真有一種“芝麻開門”的魔力。當你深入學習一種語言時，你會不知不覺接受它所承載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最終你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被改造和同化。日本侵略者深諳此理，因此，在推行“攻心”政策時，把教育作為核心，而日語推廣則是核心中的核心。
2月末的一天，海口市瓊劇團原藝委會主任、今年76歲的吳梅老人在海口的家中接受了海南日報記者采訪，他還清楚地記得，日軍登陸后不久，就在海口設立5個日語學校，由日軍士兵為教師，分白班和夜班組織一般市民、治安維持會職員、警察局職員和佛教協會會員等學習日語。
大規模推行日語教育
在稍為穩固了統治后，日軍即展開較大規模的日語教育。資料顯示，1939年春，日軍在海南島設華佛教會，由7個寺組成。各寺設立日語學校，各有學生100多名。在海口、陵水、保亭、東方、定安、臨高、樂東等，也封閉了原有的學校，強行重組，更改國民政府原有的教育體系和培養方案，廢棄了原有的教材，開辦由日本人監管的日語學校，還從日本和臺灣增派日語教師，強制學生學日語。
1941年，當年8歲的吳梅在海口市一小(校址在今市六小)讀書。“那時，海口市只有3間小學：市一小、市二小(校址在今市三小)、女子青年團(校址在今市一小)，外加一間私立女子學校和幾間私塾。”
“我學習的課程有日語、國語、算術、音樂、體育、勞動。高年級同學還增設了自然和地理，但就是沒有歷史。日語、體育和勞動這3科由日本教師上課，其中日語是主課，課程最多。此外，音樂課以教唱日本歌曲為主。”
日軍在占領區不僅推廣“日語”的語言知識，還運用標語、傳單、壁畫、電影、報紙等手段傳播知識，并推廣敬禮、哈腰等日本禮儀知識。
海南書局創辦人唐品三之子、唐樹椿老人曾經提到，日軍侵瓊不久便接管了海南書局，日本商人勝間田善作曾勸說父親為日本人做事，但被拒絕，繼而日本人自辦了《海南訊報》，發行中文日報和雜志等，后來又創辦了《海南新聞》，以占領宣傳陣地。
至今在海南一些地方，有些當年學過日本語的人還能說出一些日語詞句。吳梅記得，對a、i、u、e、o等日語假名，當時有一首海南話諧音順口溜：阿姨去夜學，阿嫂回教羅，阿哥打阿嫂……被日軍奴化比較嚴重的地方，上了年紀的人還能聽懂一些日語單詞，一些地區還保留了對個別事物的日本稱呼。如瓊海有的地方對瞎了一只眼睛的人都稱他為“阿達沒”。
在日語被作為“國語”推行了50年的臺灣，奴化成效極為明顯。一些臺灣人變成了不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皇民”，以自己是“日本人”而自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登輝。他多次聲稱自己是“半個日本人”。
稍有不遜則嚴厲體罰
原海南水產局工程師鄭義1940年在海口上小學。但他只上了半年便退學了，原因是經常被打腫臉，實在是受不了。
在學校里，一年級的新生最苦。低年級的學生逢教師和高年級的學生都要敬禮，而且隨時都有可能受到高年級學生的毆打或捉弄。低年級學生是絕對不允許與高年級學生發生爭執的，否則就要受到處罰。學校強調絕對服從：學校事務要絕對服從日本教師意圖，學生要絕對服從日本教師。稍有不遜，就要受到體罰。
體育、勞動課上課時很嚴厲，幾乎每隔四五分鐘就有學生被罰或被打。有一點很奇怪，打腫鄭義的臉的既不是日本教師，也不是中國教師，而是他的同學。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鄭義說，在學校中除了一般的手打腳踢，板拍棍毆外，日軍還提倡一種體罰方式：互打，即甲乙兩學生(有時是兩排學生)面對面站立，先令甲打乙一巴掌，再令乙打甲一巴掌，輪流不停地互打。雙方初時往往是輕打，但不久雙方便激起了仇恨心理，于是便越打越重，邊哭邊打。日本教師則在旁一言不發地觀看，直到他認為滿意后才命令雙方停手。
還有比鄭義退學更嚴重的事件，那就是罷課。史料記載，1944年，海口市二小的五年級學生，為抗議前一天日本教師對全班學生進行體罰而集體罷課。日本教師得知后大光其火，表示要嚴加追究，幸虧中國班主任從中周旋，才將此事化小。
那時的吳梅和鄭義只覺得日軍殘暴，還不明白日軍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中國的兒童喪失反抗精神，養成順從的習慣。
也有日本教師良心未泯
日軍在海南推行日語教育過程中，頻頻使用暴力手段。但也有一些日本教師良心未泯，真心幫助學生。而在日軍投降后，還有不少日本人留下來，給中國學生傳授專業知識。
1942年，原海南水產局局長云林在大致坡小學學習，由于成績好，和日語老師關系很好。午休時，日本老師還讓他與其同睡一張床。他不僅沒挨過一次打，還得到了日本老師贈送的禮物：一本日語詞典。2年后，他到嘉積農業學校求學。這時雖然有日本教師打人現象，但學生和個別日本教師的關系還不算太緊張。到1980年代，有一位日本教師還常回到嘉積找原來的學生聚會。
而云林在中專時的日本老師越智直竹就更讓他發自內心地敬重和懷念了。云林說，解放后海南的很多水產專家和水產方面的干部都是越智的學生。記者在位于海口市海秀路的水產大院里采訪，遇到了幾位原海南水產局的退休老人，以及上文說過的吳梅，都曾受教于越智。
1946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直屬的國立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現海南省農業學校)在海口成立，并在得勝沙租了兩間樓。學校教師越智直竹原是北海道大學的水產專家，日軍侵瓊時被征到日軍中從事后勤工作。日軍投降后，他留下來成了一名水產教師。
越智的學生、現年82歲的楊老回憶說，由于自己日語學得好，畢業后留校當助教，越智講課時，他當翻譯。越智高個，穿著很樸素，愛吃雞飯和海南粉。有一次，楊老還看見越智蹲在鐘樓旁的一個地攤邊吃海南粉。
同為越智學生、曾任海南水產研究所所長的陳乃書說，越智教學很盡職，對學生要求也很嚴格。1949年，越智返回日本，后來還因其卓越的專業知識而到聯合國任職。
吳梅、云林他們都記得，1980年代，越智多次來海南。每次回來，他都和當年的學生一塊到海口四牌樓(東門市場附近)吃雞飯。
越智對海南很有感情。1983年，他還介紹一位日本專家勝谷幫夫來海南水產研究所當顧問。而他本人則于1984年受聘于海南行政區當農業顧問。
1946年時，越智三四十歲。云林聽說，越智已于幾年前去世。
海南師范大學訪日學者、中文系教授張興吉說，當年日軍在侵瓊期間力推“日語”教育，如果用法國著名思想家福柯的理論來分析，那就是日軍想通過語言對被占領區的民眾進行“規訓”，通俗地講也就是奴化。福柯認為，規訓是近代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權力技術，既是權力干預、訓練和監視肉體的技術，同時又是制造知識的手段。
“日軍這是要中國人忘記自己的歷史。”張興吉說。
日軍發放 “良民證”
日軍侵入海南島后,便加緊對占領區的百姓實行改造和同化。強行發放“良民證”便是日軍的重要手段之一。
瓊海市嘉積鎮76歲的黎良鎮對“良民證”記憶深刻。“日占區人民沒飯吃就吃草根，沒錢花就賣兒女，但是不能沒有良民證，否則出行過關卡或清鄉時，就會被日寇當是抗日分子抓起來，敢反抗的就會立即被殺頭。”1939年日軍占領嘉積鎮，黎老的父親去了南洋，他的母親帶著他和妹妹逃到定安境內的山洞里躲避，大約躲藏了一年時間，由于缺吃少穿，條件艱苦實在躲不下去了，只好回鄉。雖然當時他年紀小不需要“良民證”，但他曾親眼目睹了別人沒有“良民證”受到日軍的暴打。
瓊海市嘉積鎮81歲的王維新說，在侵占區日本人扶植漢奸成立偽政權，由日本人操縱強行發放“良民證”。良民證也叫順民證，證上蓋有日偽政權機關的印和日軍機構的印。
據王維新等幾位老人回憶，日軍占領嘉積鎮后，在溪仔和北門等地點設有炮樓和崗哨。凡經過的人都必須向站崗的日本兵鞠躬，說“先生舉禮”，恭恭敬敬地將“良民證”遞過去，等檢查結束后，日本兵揮揮手，方可離去。走時還得點頭哈腰，以示禮節。就是在“出日本工”(日軍強攤的雜役)時遇上日本兵也要鞠躬行禮，說“先生舉禮”。塔洋鎮一位婦女因為記不住，幾次遇上日本兵時將“先生舉禮”說成“舉禮先生”，被日本兵理解成要日本兵向她行禮的意思，將她打得半死。
據查閱有關資料，日軍侵入中國后在各地都采取了強行發放“良民證”的政策，各地發放的“良民證”也大同小異。有的蓋有日偽特務機關、警察所等機構的章。有的地區“良民證”不僅有持證人的大頭像、姓名，甚至還有大拇指印。
抗戰勝利后，“良民證”被中國民眾看成了恥辱的證明，大部分都被銷毀了，民間極少留存。(記者 李科洲 特約記者 王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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